关于“存在主义”，我们也许谈得太多了。如今只要和存在主义挂钩的著作似乎都能排到畅销书的行列，这也有些让人疑虑，存在主义是否有被曲解误读的危险？
不过，戈登·马里诺这本题目看起来鸡汤满满的著作《存在主义救了我》读起来却多少有些与众不同。它或许会令哲学爱好者有些失望，也并不能真正带来什么人们所渴求的哲学“干货”，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其中，通过自己运用存在主义自救的案例，为部分读者提供了一个进入哲学的入口。
今日之社会，时代的车轮碾压而过，脆弱的个体几无抗衡之力，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陷入抑郁、焦虑、绝望等不安的情绪之中。如何克服这些情绪？在戈登·马里诺看来，存在主义哲学家既不会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处理挫败感、列出我们需要规避的行为清单，也不会为我们提供缓解抑郁的具体策略。
不过，他们会指导我们如何在情绪低落时保持道德上和精神上的承受能力。从克尔凯郭尔到加缪，存在主义思想家们都相当明白，并非所有事都有好的结果，生活也是如此。但这些人坚信，自省有助于个人进步，这种个人进步可以超越机能改良与兴趣激励。
戈登·马里诺在书的开始讲述了存在主义如何影响他一生的经历。通过学习哲学，他从迷茫的街头少年成长为一位拳击教练、哲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他继而通过引用克尔凯郭尔、尼采、萨特、加缪等人的论述，阐述了存在主义的哲学特征和当代价值，以及存在主义如何克服影响人类行为的负面情绪。本文即是节选了书中关于马里诺个人经历的部分，这些见解或许偏颇，但它们的最大价值在于“真诚”。
《存在主义救了我》，作者：（美）戈登·马里诺，译者：王喆、柯露洁，版本：未读|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7月。
撰文 | 戈登·马里诺
正如本书所要讨论的，真实是一个通用主题。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表象似乎比真相更重要——某种程度上，这要归咎于无孔不入的社交媒体和大众对社交媒体的极端依赖。如今，人们不再重视真实。
比如，朋友向我发了一份邮件通知我，他生病了，不得不取消和我的午餐。邮件页面的底端显示了三个自动回复选项：“不会吧！早点好起来”“感谢告知，我理解”“祝您早日康复”。我犹豫再三，最后向下滑动鼠标，点击了第一个选项。然而，这样冰冷虚伪的回复令我备感窘迫。
克尔凯郭尔几乎不曾使用“真实”
（authenticity）
这个术语，尼采也从不认为真实是种美德。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真实”和“存在主义”开始成为两个密切相关的术语。这也并不奇怪，毕竟，当时各领域的存在主义者都力求真诚待己，言出必行，活出真我。当时的美国人深感被一种隐蔽却强大的力量监控着，这力量要求他们循规蹈矩，《麦田里的守望者》《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推销员之死》等小说无不体现了这一点。面对社会所宣称的“个体主义”，人们一直心怀忧虑，担心自己变得虚伪，为了追名逐利而出卖灵魂。
1946年，关于这一主题，流传最广的文章便是《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篇文章的作者萨特认为，对人类而言，“存在先于本质”。萨特是这样解释的：人工制品是带有目的性的创造，其目的即是其本质。萨特拿剪刀举例：剪刀的用途就是裁剪，这就是它的本质。但人类的本质则截然相反。萨特坚信人类并不是由上帝计划周详地、目的明确地创造出来的。
对于萨特来说，“我”的本质是由我自己选择的。我们用选择界定自己，而这些选择连同自由一起，构成了存在主义哲学家共同探究的另一个主题。其他哲学家谴责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他们只是在搞心理学而已。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与美国哲学协会的大多数哲学家相比，存在主义哲学家更重视人的情绪和情感。前苏格拉底时代的一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说明了万事万物处在运动之中。西方哲学中的智慧沉淀大都在着力寻找心灵的罗盘，探寻在内心和外界的不断变化下，人们该如何保持沉着稳健。
苏格拉底、巴鲁赫·斯宾诺莎、伊曼努尔·康德等哲学家的心灵罗盘是理性，感性则是可能扰乱心灵罗盘的指针——快乐、抑郁、焦虑等情绪会破坏我们内心的平衡稳定。但是，还有一群哲学家支持感性。在中世纪晚期被奉为“哲学家”代名词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想要成为一个品德端正的人，就必须在适宜的时机下，适度地流露出恰当的情感。头脑敏锐的休谟则认为，促使我们成为更善良的人的是同情心而非理性。
存在主义哲学家不仅了解人的感知，而且还研究人的情感。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萨特都认为，焦虑之类的情绪体现了人的自我认知。克尔凯郭尔更是认为抑郁可以指引孤立无援的我们全心全意地信仰上帝。存在主义哲学家没有否认人的焦虑、抑郁、嫉妒、负罪感，而是直击这些令人不安的情绪。萨特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不安情绪会造成生命形态的扭曲，存在主义哲学家在研究这些情绪上用力颇深，因此招致批评家的指责，认为存在主义过分悲观消极。
当然，如果人生一帆风顺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什么恶念，可惜人生并非如此。曾经，我和一名年轻的运动员聊天，当时她十分沮丧，因为她被诊断出风湿性关节炎。这名运动员曾为了练出六块腹肌而刻苦训练，这本是她运动员身份赖以为继、焦虑情绪得以排解的方式。无法一如既往地拼尽全力训练谈不上是什么世界末日，但是如今，她没法再把体能训练当作宣泄愤怒、失望、焦虑的出口，只能靠自己努力维持良好的心态。
圣保罗
（Saint Paul）
曾提及“存在的呻吟”。而存在主义哲学家认识到，如何承受生命中不可避免的打击，于我们的生命而言，至关重要。这里，我再强调一次，支撑我活下去的存在主义是从第一人称思考问题的。所以，我似乎需要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个人经历，或者说，那段克尔凯郭尔等人陪伴我走过的人生之路。
戈登·马里诺（Gordon Marino），美国哲学教授兼拳击教练，明尼苏达圣奥拉夫学院（St. Olaf College）克尔凯郭尔哲学图书馆馆长。他曾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获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任教，自1995年起任职于圣奥拉夫学院，曾获“理查德·J. 戴维斯”伦理学奖。马里诺曾是一名职业拳击手，1995年起担任美国拳击国家队教练，曾任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拳击队主教练。
自小我的家里就不太平，父母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吵完便借酒浇愁。某天晚上，父亲喝得醉醺醺的，当母亲正要拿刀刺向他的胸口时，哥哥拦住了她。世界上还有许多人经历了比这更糟糕的事。至于我的那对冤家父母，他们无疑是爱我们的，也必然会愿意为我们牺牲，然而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硝烟四起的家庭，对我是绝对没什么好处的。
我在学校经常惹是生非，有时还会进警察局。20世纪70年代初，我正值年少，当时，由于我皮制的球类运动都玩得不错，被博灵格林州立大学录取，进了甲级橄榄球队。能让我那位郁郁寡欢的父亲开心的事不多，我在棒球场和橄榄球场上的突出表现算得上一件。只要是我做投手完封，或者抱球达阵，都会让我感觉得到了父亲的认可。毋庸置疑，生活中若没有认可，就如同没有阳光，是很难成长的。
瑟奇·卡普勒
（Serge Kappler）
是一位似乎有魔力的教授。大一的时候，托他的福，我迷上了哲学，尤其喜欢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最著名的当属他的名言：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过。但除此之外，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似乎还认为检验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是当务之急。于当时的我而言，苏格拉底在质问、提问、回答、再提问这一系列环节中运用的辩证手段就像是一个新奇的玩具。当时的我很幼稚，无论去哪儿都要带上这本书，哪怕去训练也会把书带到场边。某个周二的下午，我们比赛输了，新生教练打算痛骂我们一顿，他怒斥道：“我是想要你们上场教训对方。”他是个好人，因此我现在知道了他仅仅是想让我们上场去“撞人”。但当时我有些较真，于是，我想象自己是戴着橄榄球头盔的苏格拉底，问道：“教练，你为什么要我们去教训人？”教练翻了个白眼，敲了敲腿上的笔记板，转身走了。
第二学期，卡普勒教授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他觉得我不仅天资聪颖，而且有创造力和哲学天赋，但是在锻炼头脑方面，得要拿出训练时的那股认真劲儿才行。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卡普勒教授当时约25岁，他发现我正在偏离正道。在哲学课堂上，我表现得像个在酒吧里的小混混，和校园警察起冲突也成了家常便饭。很多教授在我面前都十分小心谨慎，故意冷落我，认为我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蠢货。
相反，瑟奇（他让我这样称呼他）是个例外：他大老远跑到行政楼，调查我高中的在校记录和学习成绩；他经常邀请我去他家；虽然当时我只是个大一学生，但他还是让我参加关于柏拉图的研究生研讨会。虽然颇费了一番周折，不过瑟奇最终成功帮我转学进了哥伦比亚大学。
我曾是个易怒、自卑、恶习缠身的泽西海岸少年，压根儿没在纽约待过。当时我19岁，一个稚嫩而失衡的年龄。我在城市里飞扬跋扈，沉溺于酒精、药物甚至暴力。我几年前在新泽西学过拳击，到哥伦比亚大学后也没有把握机会好好锻炼心智，而且常春藤名校的学霸们让我备感压力。最终，我退缩了，一头钻进了痛苦与汗水交织的纽约拳击馆。
拳击馆老板让我和曾获得纽约拳击比赛金腰带的拳王试着较量了几个回合，见我并没有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便跟我签了职业拳手的合同。那时正值四月，当天晚上，我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在百老汇大街上横着走，就像约翰·特拉沃尔塔
（John Travolta）
在电影《周末夜狂热》（Saturday Night Fever）
里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