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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被尊重的程度，以及女性获得解放的程度，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之一。同样，塑造出什么样的女性形象，以及什么样的女性形象能够被社会所接纳，也是一个社会的电影文化发展水平以及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之一。”
因此，女性的形象在影视剧作品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伴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于两性关系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现实女性开始有了自我解放的意识，一些国家和地区也频繁地发动女性主义运动。影视作品作为现实生活的映射，首当其冲地会在剧情中为女性发声，《杜拉拉升职记》、《北京女子图鉴》等电视剧作品中都极力地塑造女性在职场中的雷厉风行、独立果决，但实际上仍然没有跳脱出男权社会的牢笼。
20世纪70年代，台湾打响了妇女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新女性主义”也在台湾盛行起来。在这一思想潮流的冲撞下，《心窗》、《水戏》、《双镯》等表现女性主义的电影开始萌芽，以现实主义的视角观测女性在男权社会压迫中的挣扎与反抗。
纵观台湾电视剧的内容也不难发现，无论是偶像剧还是现实剧，创作者都非常注重女性形象的塑造。尤其是在台湾偶像剧全面改革之后，更加关注现实话题的台湾剧更能反映当下社会的价值观，剧中女性形象并非完美却个性独立，但最终仍然无奈地沦为男性的附属品或牺牲品。在这篇文章当中，笔者将探析台湾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与地位。
“小城思维”下的重男轻女现象
虽然受到各种西方文化的冲击，但台湾本质上还是一个保守的小城，尤其是非台北市民更是存在着思想守旧固化的严重现象，一些台湾影视剧中便毫不掩饰地体现出了台湾家庭的“重男轻女”思想。伊能静在访谈里就坦言，自己出生的时候父亲看到是女孩转身就走了。可见台湾的重男轻女现象是非常普遍的，这也是固化的“小城思维”导致的。
不过在台湾电视剧中，“重男轻女”很少会作为一个主话题去探究，而往往作为剧中一个习以为常的元素，是强化矛盾、推动剧情发展的催化剂。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毫不掩盖宋乔安对儿子的在意，因为一次恶劣的幼儿园绑架事件，宋乔安失去了儿子天彦，从此宋乔安的世界好像就崩塌了，与丈夫矛盾加深、对女儿天晴的关注越来越少，甚至喜怒无常。在台词中，天晴也有抱怨过：“你就是喜欢刘天彦。”可见这种“重男轻女”的思维现象是从小灌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