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国宝会说话》海报
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还体现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作品中。创作者通过具有质感的纪实段落和贴近观众日常生活的题材，展示当下中国人在具体生活语境中的奋斗历程、情感世界和人间温情。20世纪90年代以来，康建宁、时间等创作者推动的新纪录运动和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为代表的电视纪实节目，将摄像机对准普通人的生活。纪录片栏目《纪事》、改版后的《百姓故事》，以及近年来兴起的系列纪录片《传家本事》《舌尖上的中国》等，都围绕人与社会的话题展开，通过普通人的故事完成对行进中的影像中国的构建。
创新艺术传播方式，助推纪录片成为主流文艺形态
70年以来，中国纪录片人在艺术形态和传播方式上开拓创新，助推纪录片成为当今中国的主流文艺形态，从而拓展真实故事对社会的多方面影响。这种守正创新的实践首先体现在传播形态的多元化、主流化上。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纪录片主要通过胶片和电影的方式传播，形成了新闻纪录片和科教纪录片等较为稳固的形态。改革开放后，电视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传播媒介，纪录片借助这一平台实现了长足发展。20世纪80年代，《话说长江》走进千家万户，在一代人的脑海里烙下深刻的影像记忆；90年代，以社会纪实题材为代表的电视纪录片进入黄金年代；21世纪以来，随着央视科教频道、纪录频道的开播，以《探索发现》为代表的纪录片栏目收视率呈稳步上升趋势，对观众产生持久的吸引力。大银幕和互联网则为纪录片的主流化传播提供了新契机。2010年之后，随着电影产业发展和观影市场的蛋糕做大，纪录电影的院线播映成为潮流。从2015年票房突破千万元的《喜马拉雅天梯》到2017年票房破亿元的《二十二》，纪录电影不断给行业带来惊喜。近两年，《大三儿》《一百年很长吗》《生活万岁》《四个春天》等更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进入商业院线，形成广泛社会反响，彰显了纪录电影对社会文化的冲击力。而随着互联网发展和5G技术成熟，一批成熟的从业者投身互联网平台，借助大数据的优势和便捷的传播渠道，搭建起纪录片与青年群体之间的联系桥梁。
《二十二》海报
纪录片成为主流文艺形态，离不开艺术水准和影像品质的升级。很多创作者跳出了粗粝画面和缓慢叙事的窠臼，采取戏剧化叙事和高科技手段，让纪录片在品相上魅力大增。比如，历史文化纪录片中，真实再现和场景复原的手段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叙事功能。2006年出品的《圆明园》通篇采取演员扮演的再现方式，且三分之一的内容使用数字中间片技术进行特效制作，代表了当年真实再现技术手段的高水平。叙事视角的多元化创新则让传统题材展示出新的生命力，像《水果传》《本草中华》等选取更加碎片化的结构，探索更具戏剧张力的独特视角。奇观化的影像则提升了作品的观赏性，如《航拍中国》的俯拍视角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风味人间》也利用具有创造性的拍摄手段对日常食物进行不寻常的展示，带给观众独特的视听体验。
以积极开放的姿态，为全球纪实影像的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浪潮的推动下，中国纪录片积极与世界对话，不仅引入先进制作经验和观念，也努力走出国门，向世界生动讲述丰富多元的中国故事，以中国力量贡献于全球的纪实行业。中国纪录片界在全球化过程中吸取创作营养，首先是通过人员交流实现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荷兰导演伊文思来中国，通过赠送器材的方式帮助中国共产党组建了第一支新闻纪录电影队伍延安电影团。改革开放后，伊文思再次来华拍摄交流，为中国纪录片创作技法带来长镜头、声话关系等方面的新思考。世界级纪录片导演弗雷德里克怀斯曼1997年来到中国，放映他的代表作品，并与400余位从业者座谈，推动了观察式纪录片的观念传播。进入新世纪，中国影视行业快速发展，优秀海外创作者参与中国纪录片制作成为常态；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等节展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为中外交流提供了高层次、全方位的平台。
人员交流间接促进中国纪录片走出去，而合作拍摄则为中国和世界纪录片行业的互动提供了更直接的渠道。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与日本NHK合拍的《丝绸之路》《望长城》，在中国纪录片创作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2005年，央视十套《探索发现》栏目与新西兰自然历史公司合作拍摄《新西兰之旅》。双方商定主题和内容后，由新方完成拍摄、剪辑等制作环节。这种方式已超越了具体创作技法和风格层面，而反映出中国机构通过国际合作所展开的更广阔的产业布局。近年来，众多中国媒介机构积极主动地展开海外优质纪录片的投资发行工作，在纪录片的创作、发行和播映等不同层面贡献中国力量、提供中国视角，让中国纪录片在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茁壮成长、坚定前行。
（作者：武楠，系中国传媒大学助理研究员；梁君健，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